神仙友情!浙大毕业医学教授 全靠700多个漂流瓶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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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来源:东财教务处_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务系统_池州学院教务管理系统

  在通讯发达的今天,“写信”已被看作是最低效的沟通方式,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

  “有事打个电话,千里之外,两三分钟;至于上网,则快以秒计。何苦写信,还带病坚持?真是‘稀奇古董’!”但在浙大医学院,却真有这样一群“稀奇古董”:他们在21年间从未间断地写了700多封信,全靠这些信件联系彼此;他们将此信称为“连环信”。

  这群“老古董”便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(1946级)。他们都是医学各科的教授,其中不乏中科院院士、学科负责人、医学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委员。随着年岁渐长,“连环信”的多数参与者均已故去,连环信的故事也即将消散在历史里。

  近日,随着浙江大学校庆来临,当年“连环信”的原件也被拍成视频再度现身。在视频中,连环信发起者、中科院院士陈宜张亲自介绍了连环信的故事,这段温情而感人的经历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关注及讨论。

  “我很早就知道‘连环信’这件事。但没想到母亲每次写信前,还要认真地先打一遍草稿。”尘封多年的‘连环信’往事被揭开,缘于浙大老师马衡在整理母亲严徵辉遗物时的发现:一封封书写工整的信件被细心封存,每封信的页角均被编号标记;信件中还夹带着当年的草稿,显示出书写者之严谨以及对信件的重视。马衡意识到,这便是母亲多年来所寄“连环信”的原稿。

  “连环信”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创立的一项维系感情的活动,由首届毕业生陈宜张等于1993年3月发起;参与连环信的共有14位同学,分布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杭州、温州、重庆、成都、大连等地。按照事先约定的寄信顺序,第一封信从上海陈宜张处出发,每经停一处便添加一封信,最终连环信再次回到上海时,便已经集齐14封。

  为了防止连环信越寄越厚,每位同学便会在下一轮邮寄中取下自己原来的信。同时,老人们约定用薄得透亮的稿纸写信,避免14封连环信在邮寄过程中超重。14位老人的连环信走遍大江南北,从1993年到2004年,就连续走了14轮,这些信件都各由本人保存,但陈宜张留有复印件;截至2014年,21年间连环信从未间断,以每年2-3轮计算,至少已经进行到50轮上下,累计共有700多封信。

  “连环信”延续多年,早已成为参与者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马衡的印象中,连环信是母亲严徵辉生活中一件“很隆重的事情”。每当连环信的上一任经手者柯士钫要来送信,严徵辉便会起个大早,兴奋地在家中等待信件到来。而严徵辉也曾在信件中描述了自己对连环信的盼望:“收到信便迫不及待阅读,以至于一顿饭竟断断续续吃了两个小时!”

  对连环信十分重视的并不止严徵辉一人。连环信参与者冯镇沅晚年具有视力障碍,手也没劲,写一页字要花1-2个小时。但他的每一封信件都写得非常工整,有时甚至洋洋洒洒写了三四页。家住大连的来匡逮为了不耽误连环信进程,也曾经在大雪未化之时冒雪送信至邮局,并在信中为自己的延误连连致歉。

  而严徵辉的最后一封信,则是马衡帮忙寄出的。2008年,严徵辉去世前一个月,眼睛已经基本看不见了,但她仍然在病床上摸摸索索地写完了她生前最后一封‘连环信’。一个月后,严徵辉溘然长逝,连环信的停靠站又减少了一个。

  目前,浙大医学院首届毕业生中,互相保持联系的仅剩陈宜张、徐仁宝夫妇与徐英含;这几位90多岁高龄的老同学也早已不写连环信了。发起人陈宜张介绍道:“到2013年左右,许多同学渐渐失去音讯,连环信也就进行不下去了。现在我们主要用电话联系。”而就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年底,他与妻子徐仁宝也为徐英含寄去了久违的明信片,祝贺他新年快乐。

  连环信沟通了身处天南海北的老同学的感情,也帮助他们不断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。“当年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,现在却已都是八十余岁的老头子、老太婆了。”在连环信中,老人们无数次谈论起那段艰难却愉快的大学时光。

  浙大医学院成立于1946年。那时,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刚从十年西迁路(1937-1946)上度过抗战的动荡岁月,从贵州省的遵义、湄潭回到杭州。一切百废待兴,医学院就在这样艰苦朴素、从无到有的环境中发展起来。但简陋的教学条件并未打消学生们的热情,医学院首届毕业生14人中,仍有数人是主动从物理系、外文系、机械系等转专业过来的。

  “当年的医学专业学制是7年。大学都是读4年的,谁愿意读7年?”提起老人们当年转专业的经历,马衡仍感到钦佩有加,“我母亲严徵辉就是从外文系转医学院的。他们常说,国家困难,只有做医生才能直接服务社会。”怀揣如此信念,这群医学生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中开始了自己的学业。

  杭州解放初期,由于经济形势萧条,学生公费制度被取消,造成许多同学生活困难,只好在课余时间参与做豆浆、加工木箱、绘制教学挂图等实践活动,半工半读,自力更生。微生物学教师钮家琪看大家工读辛苦,建议医学系同学试制伤寒-霍乱疫苗获利。

  在钮家琪指导下,同学们制成的疫苗样品被杭州市卫生防疫站收购,卖得460万元旧人民币(大约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)。这笔钱被作为互助基金,用于帮助交伙食费有困难的同学,甚至还购买链霉素治愈了患有肺结核的同学。临近毕业,他们决定将剩余的159万元悉数捐出,用于支援抗美援朝军购买飞机大炮。当年的银行献据,直到毕业多年后仍被他们细心留存。

  然而,这群怀揣临床梦想的年轻人却在临近毕业时遇到了“大乌龙”。1951年,结束理论学习、将要进入临床实习期的医学院突然接到中央卫生部调令,要求应届学生们去师资班进修,为国内医学高等教育储备师资人才。也就是说,他们可能当不成“直接服务社会”的医生了。下达到浙大医学院的文件中,除了临床师资、基础学科师资外,还有一名法医学师资。但同学们普遍对法医学缺乏了解,没有人愿意填报。为了完成上级计划,班长郁望耀决定让班上的团员每人都填报一项法医学志愿。出人意料的是,填报法医学志愿的,均未被批准为法医学师资,而未填这一志愿的徐英含却被录取了。

  “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录取了我,当时我抵触情绪其实是非常大的。”回忆起当年填报志愿的情况,徐英含记忆犹新。但抗拒过后,他仍然选择服从分配,最终成为我国法医病理学最著名的专家之一,被称为法医界的“福尔摩斯”,为中国法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  进入师资班后,浙大系医学院首届同学被分配到全国各地,就此开始依靠信件联系。由于工作变迁、个人发展等原因,班级内的信件往来时断时续;直到1993年才重续前缘。

  彼时,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皆为年近古稀的老人了,“四十多年前见到过‘连环信’,现在65岁时又读到了,回首往事,感慨万千。”连环信就像一个移动的聊天室,14位老人在信中回忆年少趣事,分享自己的生活近况。

  现年94岁的徐英含身体康健,行动自如,每天坚持晨练。退休后的他仍放不下医学工作,延续写作习惯,常在《浙江医学科普通讯》杂志上发表科普文章。同样,在连环信中,徐英含也不忘向老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科普:“老年人的健康很大程度上与年轻时的身体状况与自身遗传因素有关,平时要保持良好习惯、适度运动、严控饮食、无烟酒嗜好;生活上要有知足感,不患得患失。”

  追求“老有所用”的不止徐英含一人。冯镇沅退休后,在大连市委老干部大学兼职教授“保健按摩班”课程。因讲解生动、深入浅出,他的课程颇受学员们欢迎,他便义务为学员们提供医疗咨询服务。他在连环信中表示:“晚年能再干些与医学相关之事,心里也充实些。”

  除了在本职工作上“发挥余热”,老人们也不忘紧跟时代,学习新技能。2000年的连环信中,“自学计算机”成为他们讨论的焦点。老同学们互相分享Windows98系统操作教程、并向老同学“炫耀”自己的学习进度。张慈爱在信中为大家推荐了“智能ABC”输入法:“‘智能ABC’这个程序中拼音太好打了!例如打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七个字,只要打字母‘ZHRMGHG’,汉字就会出现。”来匡逮更在信中向戴知贤发出“战书”:“听说知贤兄不日将来大连,翘首以待。电脑摆弄得怎么样了?待兄到来切磋。”70多年前那群医学生嬉笑与学习的身影,仿佛在字里行间重现了。

  在“连环信”故事的采访中,老人们对写信的执着令记者感触颇深。随着几十轮连环信的来来往往,老人们年岁渐长、现代通讯方式也在不断发展。但他们仍然未曾放弃“写信”这一最原始的交流途径,仍然依靠这半年靠站一次的“漂流瓶”延续60多年的友情;这让身处数字时代的我们难以想象,处于当下“无时差”交往模式中的我们,似乎再难体会到那种鸿雁传书的感觉。

  记者翻阅了当年的连环信,那微微褪色的一笔一划,都含有感悟、带着力气,是电脑、电话所无法代替的。正如连环信中来匡逮所说:“老同学在年初祝贺新年的声音,我直到5月23日才听见。这声音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从冬到春,从春到夏,友情就这么传递着、联系着。思想起来,还挺有意思。”沥干时间的浪花回头看,这份朋友间的祝福才更显珍贵。

  原标题:“神仙”友情!浙大毕业的这群医学教授,全靠700多个“漂流瓶”联系!

  在通讯发达的今天,“写信”已被看作是最低效的沟通方式,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

  “有事打个电话,千里之外,两三分钟;至于上网,则快以秒计。何苦写信,还带病坚持?真是‘稀奇古董’!”但在浙大医学院,却真有这样一群“稀奇古董”:他们在21年间从未间断地写了700多封信,全靠这些信件联系彼此;他们将此信称为“连环信”。

  这群“老古董”便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(1946级)。他们都是医学各科的教授,其中不乏中科院院士、学科负责人、医学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委员。随着年岁渐长,“连环信”的多数参与者均已故去,连环信的故事也即将消散在历史里。

  近日,随着浙江大学校庆来临,当年“连环信”的原件也被拍成视频再度现身。在视频中,连环信发起者、中科院院士陈宜张亲自介绍了连环信的故事,这段温情而感人的经历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关注及讨论。

  “我很早就知道‘连环信’这件事。但没想到母亲每次写信前,还要认真地先打一遍草稿。”尘封多年的‘连环信’往事被揭开,缘于浙大老师马衡在整理母亲严徵辉遗物时的发现:一封封书写工整的信件被细心封存,每封信的页角均被编号标记;信件中还夹带着当年的草稿,显示出书写者之严谨以及对信件的重视。马衡意识到,这便是母亲多年来所寄“连环信”的原稿。

  “连环信”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创立的一项维系感情的活动,由首届毕业生陈宜张等于1993年3月发起;参与连环信的共有14位同学,分布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杭州、温州、重庆、成都、大连等地。按照事先约定的寄信顺序,第一封信从上海陈宜张处出发,每经停一处便添加一封信,最终连环信再次回到上海时,便已经集齐14封。

  为了防止连环信越寄越厚,每位同学便会在下一轮邮寄中取下自己原来的信。同时,老人们约定用薄得透亮的稿纸写信,避免14封连环信在邮寄过程中超重。14位老人的连环信走遍大江南北,从1993年到2004年,就连续走了14轮,这些信件都各由本人保存,但陈宜张留有复印件;截至2014年,21年间连环信从未间断,以每年2-3轮计算,至少已经进行到50轮上下,累计共有700多封信。

  “连环信”延续多年,早已成为参与者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马衡的印象中,连环信是母亲严徵辉生活中一件“很隆重的事情”。每当连环信的上一任经手者柯士钫要来送信,严徵辉便会起个大早,兴奋地在家中等待信件到来。而严徵辉也曾在信件中描述了自己对连环信的盼望:“收到信便迫不及待阅读,以至于一顿饭竟断断续续吃了两个小时!”

  对连环信十分重视的并不止严徵辉一人。连环信参与者冯镇沅晚年具有视力障碍,手也没劲,写一页字要花1-2个小时。但他的每一封信件都写得非常工整,有时甚至洋洋洒洒写了三四页。家住大连的来匡逮为了不耽误连环信进程,也曾经在大雪未化之时冒雪送信至邮局,并在信中为自己的延误连连致歉。

  而严徵辉的最后一封信,则是马衡帮忙寄出的。2008年,严徵辉去世前一个月,眼睛已经基本看不见了,但她仍然在病床上摸摸索索地写完了她生前最后一封‘连环信’。一个月后,严徵辉溘然长逝,连环信的停靠站又减少了一个。

  目前,浙大医学院首届毕业生中,互相保持联系的仅剩陈宜张、徐仁宝夫妇与徐英含;这几位90多岁高龄的老同学也早已不写连环信了。发起人陈宜张介绍道:“到2013年左右,许多同学渐渐失去音讯,连环信也就进行不下去了。现在我们主要用电话联系。”而就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年底,他与妻子徐仁宝也为徐英含寄去了久违的明信片,祝贺他新年快乐。

  连环信沟通了身处天南海北的老同学的感情,也帮助他们不断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。“当年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,现在却已都是八十余岁的老头子、老太婆了。”在连环信中,老人们无数次谈论起那段艰难却愉快的大学时光。

  浙大医学院成立于1946年。那时,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刚从十年西迁路(1937-1946)上度过抗战的动荡岁月,从贵州省的遵义、湄潭回到杭州。一切百废待兴,医学院就在这样艰苦朴素、从无到有的环境中发展起来。但简陋的教学条件并未打消学生们的热情,医学院首届毕业生14人中,仍有数人是主动从物理系、外文系、机械系等转专业过来的。

  “当年的医学专业学制是7年。大学都是读4年的,谁愿意读7年?”提起老人们当年转专业的经历,马衡仍感到钦佩有加,“我母亲严徵辉就是从外文系转医学院的。他们常说,国家困难,只有做医生才能直接服务社会。”怀揣如此信念,这群医学生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中开始了自己的学业。

  杭州解放初期,由于经济形势萧条,学生公费制度被取消,造成许多同学生活困难,只好在课余时间参与做豆浆、加工木箱、绘制教学挂图等实践活动,半工半读,自力更生。微生物学教师钮家琪看大家工读辛苦,建议医学系同学试制伤寒-霍乱疫苗获利。

  在钮家琪指导下,同学们制成的疫苗样品被杭州市卫生防疫站收购,卖得460万元旧人民币(大约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)。这笔钱被作为互助基金,用于帮助交伙食费有困难的同学,甚至还购买链霉素治愈了患有肺结核的同学。临近毕业,他们决定将剩余的159万元悉数捐出,用于支援抗美援朝军购买飞机大炮。当年的银行献据,直到毕业多年后仍被他们细心留存。

  然而,这群怀揣临床梦想的年轻人却在临近毕业时遇到了“大乌龙”。1951年,结束理论学习、将要进入临床实习期的医学院突然接到中央卫生部调令,要求应届学生们去师资班进修,为国内医学高等教育储备师资人才。也就是说,他们可能当不成“直接服务社会”的医生了。下达到浙大医学院的文件中,除了临床师资、基础学科师资外,还有一名法医学师资。但同学们普遍对法医学缺乏了解,没有人愿意填报。为了完成上级计划,班长郁望耀决定让班上的团员每人都填报一项法医学志愿。出人意料的是,填报法医学志愿的,均未被批准为法医学师资,而未填这一志愿的徐英含却被录取了。

  “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录取了我,当时我抵触情绪其实是非常大的。”回忆起当年填报志愿的情况,徐英含记忆犹新。但抗拒过后,他仍然选择服从分配,最终成为我国法医病理学最著名的专家之一,被称为法医界的“福尔摩斯”,为中国法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  进入师资班后,浙大系医学院首届同学被分配到全国各地,就此开始依靠信件联系。由于工作变迁、个人发展等原因,班级内的信件往来时断时续;直到1993年才重续前缘。

  彼时,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皆为年近古稀的老人了,“四十多年前见到过‘连环信’,现在65岁时又读到了,回首往事,感慨万千。”连环信就像一个移动的聊天室,14位老人在信中回忆年少趣事,分享自己的生活近况。

  现年94岁的徐英含身体康健,行动自如,每天坚持晨练。退休后的他仍放不下医学工作,延续写作习惯,常在《浙江医学科普通讯》杂志上发表科普文章。同样,在连环信中,徐英含也不忘向老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科普:“老年人的健康很大程度上与年轻时的身体状况与自身遗传因素有关,平时要保持良好习惯、适度运动、严控饮食、无烟酒嗜好;生活上要有知足感,不患得患失。”

  追求“老有所用”的不止徐英含一人。冯镇沅退休后,在大连市委老干部大学兼职教授“保健按摩班”课程。因讲解生动、深入浅出,他的课程颇受学员们欢迎,他便义务为学员们提供医疗咨询服务。他在连环信中表示:“晚年能再干些与医学相关之事,心里也充实些。”

  除了在本职工作上“发挥余热”,老人们也不忘紧跟时代,学习新技能。2000年的连环信中,“自学计算机”成为他们讨论的焦点。老同学们互相分享Windows98系统操作教程、并向老同学“炫耀”自己的学习进度。张慈爱在信中为大家推荐了“智能ABC”输入法:“‘智能ABC’这个程序中拼音太好打了!例如打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七个字,只要打字母‘ZHRMGHG’,汉字就会出现。”来匡逮更在信中向戴知贤发出“战书”:“听说知贤兄不日将来大连,翘首以待。电脑摆弄得怎么样了?待兄到来切磋。”70多年前那群医学生嬉笑与学习的身影,仿佛在字里行间重现了。

  在“连环信”故事的采访中,老人们对写信的执着令记者感触颇深。随着几十轮连环信的来来往往,老人们年岁渐长、现代通讯方式也在不断发展。但他们仍然未曾放弃“写信”这一最原始的交流途径,仍然依靠这半年靠站一次的“漂流瓶”延续60多年的友情;这让身处数字时代的我们难以想象,处于当下“无时差”交往模式中的我们,似乎再难体会到那种鸿雁传书的感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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